在子彈之間：吳宇森電影的道德與宗教
文／Michael Bliss
譯／蕭恒
吳宇森是矛盾的化身。他既是浪漫的基督教理想主義者，又深愛手鎗與爆炸；他熱愛和平，偏偏擅於拍攝死亡與破壞，當今電影界無人能及；他以動作片見稱，作品卻能與《大國民》(Citizen Kane) 相提並論；他身為香港電影作者 (auteur)，竟能令荷李活聽從真正道德的聲音，這是荷李活自格里菲斯 (D.W. Griffith) 與史特洛卓(Erich von Stroheim) 的黃金時代後從未發生的事。
吳宇森是當今香港電影最重要的導演，事實上他也是繼黑澤明後最廣為人知的亞洲導演。一如黑澤明，吳宇森體現了一種難能可貴的結合，將亞洲態度融入西方人道主義。也一如黑澤明，他深知暴力與公義往往密不可分。
所有對電影感興趣的人，無不看過或聽說《喋血雙雄》(1989) 和《辣手神探》(1992)，而且也多半會同意，自畢京柏 (Sam Peckinpah) 以降，未嘗有人將暴力如此風格化。吳宇森十分推崇畢京柏，但卻不像畢京柏般拒絕妥協－－畢京柏可是個滿腹牢騷的理想主義者。吳宇森相信人類。畢京柏覺得信念、救贖與友誼只是理想，吳宇森卻感受到它們真實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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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載《HKinema》第4號，頁22-27，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