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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12

陳嘉上的電影歷程

口述/陳嘉上
整理/蕭 琚B麥庭峰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

教育統籌局資優教育組的「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與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合辦「電影藝術與社會文化」課程,為一群特別資優的中學生提供全面而有系統的電影教育課程。課程先帶領學員從不同角度認識電影,然後再讓學員一嘗拍攝滋味。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副教授暨課程總監張美君博士稱,坊間的電影課程一般只是教導錄像拍攝或是純粹電影欣賞,是項課程卻開創了全面並有系統地向中學生教授電影的先河。

課程第一回合於三、四月間舉行,有學者張美君、導演陳嘉上、影評人朗天的講座,並有討論和寫作工作坊,第二回合將於暑假請來獨立電影導演黃修平指導學生拍攝短片。陳嘉上導演一向對於教育後輩甚為積極,這次便請得他蒞臨香港大學與中學生分享他的電影歷程,從而令課程學員對於電影工業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有更深一重了解。雖然只有數十名特別資優的中學生能直接與陳嘉上導演對話,但是廣大讀者亦可透過文字紀錄分享這位知名導演的睿智。

初踏影圈:向黃泰來、徐克學習

我初次做導演是拍《小男人週記》,在此之前我從未想過當導演,因為導演在我心目中是很厲害的,起碼我跟從過的幾位導演、幾位老師如是。

我的第一位老師是黃泰來導演,當年他和徐克是齊名的兩位才子,在我心目中他的武俠片堪與徐克匹敵。我跟從黃泰來導演的時候,是《緣份》的場記及編劇,那是張曼玉、張國榮和梅艷芳首度合作,也是我第一部編寫的劇本。我當時很驚奇,導演沒有劇本竟然能拍電影,也正因為沒有劇本我才當了編劇。現場劇本不齊全,我這個場記是全場唯一寫字的,於是便開始寫劇本。導演對影像非常熟悉,不用分鏡,到現場便告訴演員要做甚麼。當年大部分港產片都是配音的,未有對白先亂說一通,很方便。

午馬叔甚至試過拍《倩女幽魂II之人間道》時,有段歌詞未寫完,於是他拍攝唱「道、道、道」的一段時,其實是在數「一、二、三、四」!至於《風之谷》,當年香港播放的粵語版本由徐克監製,我寫劇本。宮崎駿的《風之谷》講環保,徐克的《風之谷》講民主、革命。配音就是這樣厲害,甚至可以化腐朽為神奇,重新創作一個故事。當年我寫過一套《城市特警》,徐克導演在配音間問這套電影講什麼。我問他指的是那個版本,因為那個故事足足改了十五次!

徐克導演是我的另一位老師,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當時我加入他的公司,覺得他什麼都曉,凡事都有自己的看法,也會質疑每件事為甚麼是這樣。每次討論開拍電影都要先談劇本,因為每齣戲都應該有目標的。後來我因為想脫離電影界,便離開了他的工作室。

當初從事電影是因為看了《蝶變》、《邊緣人》、《投奔怒海》,入行後才知拍電影不是這麼一回事。那幾套電影對我的震撼很大:《邊緣人》竟然可以將宿命講得如此精彩,看畢我立刻跑回戲院再看第二次;《投奔怒海》也很厲害,拿共產黨的錢拍反共電影,導演真是神人。看過徐克的《蝶變》,才知道不只是日本人懂得拍這些武俠片,而武俠片也不再是老土的東西,可以拍得很時裝、很摩登。

面對現實:為老闆創作

我入行是受了這些導演影響,但入行後才發現行內大部分人都是抱著有工開便開工的心態,入行第一件事要學會欺騙老闆,最重要是令老闆滿意。從前要開拍電影很簡單,導演只消跟老闆講解十五分鐘。「老闆呀,我有部戲好勁,拍左一定發達……有拳頭、有枕頭,一定收得!」老闆聽了問:「呢段時間邊個最紅呀?」「謝賢、嘉玲,佢地實得啦!」「咁拍咩戲呀?」「時裝片,最賣座!」「咁即係點呀?」「到時有時裝片拍就得架喇!總之有愛情……」

導演要編劇來不是要他來寫劇本,而是用來說服老闆,編劇可以把故事說得很吸引。我認識的那些導演原本都是武師來的,武師又哪裡會講故事?其中有位講了五分鐘故事:「嘩!呢場戲好勁呀!『聳』一聲就一拳打埋去,跟住『噲』又一掌打番落佢度……」故事聽來很精彩,但沒有了那些『嘩』、『聳』、『噲』,其實只是「佢打到你出門口」而已。

我的師兄阮繼志先生很有本領,年青時已是金馬獎編劇。我跟他一同去見老闆,老闆很滿意他的故事,事後他才告訴我記不起剛才說了甚麼。原來他只需要一個大概的故事,走到老闆面前鑒貌辨色,老闆愛聽的便說多些,不愛聽的便說少些,然後把所講的寫下來便是劇本。如果老闆的眼光準,他們喜歡的東西都是賣座元素,拍出來觀眾便看得滿意。其實大部份的創作都不是為了觀眾,而是為了老闆。真真正正有目的、有話要說的導演,在行內十個裡找到一個已經很不錯了。

導演說話:娛樂包裝訊息

喜歡講故事的人多得不得了,但不等於他們有話要說。多數賣座的電影不可以有主題,有主題的電影一定會賠本。在電影圈我們都很努力地掩飾自己,告訴老闆自己的電影很富娛樂性。我們說的故事好聽到不得了,但聽畢才發現還有主題,主題是留給自己的,但卻希望別人發現。今天香港電影界剩下的導演,例如我、陳可辛、爾冬陞、陳果、杜琪峰、徐克、許鞍華,正正都是一些有話要說的導演。我們原以為觀眾很傻,進電影院只是想笑笑娛樂一番,但是你只要把主題隱藏,他們並不介意,甚至樂於看到。

我很喜歡高達、王家衛的電影,但我一生都拍不到他們的戲,這不是意願而是才華的問題。王家衛很聰明地把商業與藝術包裝起來,令高質素的藝術品竟然變得很有市場。作為在香港電影工業裡少有話要說的導演,我是頗為自豪的。但有些看似「沒話要說」的導演其實拍出來的東西也很精彩。劉家良、洪金寶導演拍的不過是些簡單的恩怨情仇,所講的兄弟情其實十分老土。精彩的故事其實只是一些人生片段,他們它這些片段紀錄下來便成了文化。

洪金寶有一場武打,到現在我仍然認為是經典。他寫一個人被官差追捕,逃亡到義莊,匿藏在棺材裡。有幾個官差很怕鬼,領頭的說:「驚乜野呀!揭開個棺材黎睇啦!」官差打開棺木,那名「有膽量」的把頭放進去,當觀眾以為主角難逃一劫,只見惡官差合上眼:「嘩!真係好驚呀!走喇!」這場戲刻劃出人性的劣根性,喜歡炫耀又怕事,這些在電影裡有時候也很好看。

有些很有使命感的導演要講社會上的不公平,整齣電影鑿著「不公平」三個字,十分悶人。這些應該寫在書本裡,不應該拍成電影戲,拍出來便叫說教電影。從前成龍大哥拍的《警察故事》系列裡,九十分鐘的電影他總要留一分鐘來說教,義正詞嚴地說:「個世界就係咁啦,做人要咁……」後來他給我們取笑才不拍這場戲。觀眾進電影院其實想要九十分鐘的娛樂,能夠將訊息通過這九十分鐘告訴觀眾,一群「有話要說」的導演便顯得極為珍貴。

雅俗之間:王晶 vs. 王家衛

其實王晶都極為珍貴,他可算是我老師之一。很多人說王晶的電影低俗、粗鄙,但比他更低俗的人多的是。他的電影賣座是因為社會需要低俗,一個社會總有低下階層需要娛樂。只有知識份子才看得懂的西片、只有大學生才明白的荷里活電影,王晶有辦法將它們化成香港電影,將艱深的英文變作地道廣東話。我入行的時候,老闆很擔心我會拍些罵黑社會的電影,因為很多看電影的人都是黑社會。電影從來不是拍給學生、知識份子看的,而是為了廣大群眾而拍。

我記得當年看下午二時半的《阿飛正傳》,全場只有十個人,看了十五分鐘開始聽到粗口,前面有六個中年人明顯是從地盤來的,其中一個說:「今次仆X喇 !邊個話來睇戲架!」「咁點算呀?」「我點知者!有劉德華、張曼玉丫嘛!」「走啦,又唔見左錢啦!」一個小朋友經已睡了,丈夫忍不住對太太說:「老婆,我以為係愛情片丫嘛!」「人地都就走左啦!行啦!」於是全場只剩下我一個。負責放片的走出來,見我賴著不走唯有把電影放完。我坐在電影院裡一點也不好受,我在看自己很喜歡的電影,但又比那些觀眾更加憋了一肚子氣。至於《東邪西毒》,說它是最偉大的武俠片並不為過,王家衛竟然有本事把武俠片拍成這個樣子。不過這沒有用,觀眾不喜歡。

幸好有王晶,否則王家衛和我也不可以生存到今天。王晶能夠將當時最頂尖的東西推給觀眾,令觀眾對香港電影產生信心,同時也能看到層次高於老土粵語片的電影。作為商業產品,暢銷的便繼續出售,這是十分合理的,最緊要是整個生態是否健康。電影界有王晶也有我和王家衛時,我們便比較安心;我現在擔心是因為香港電影只有王家衛、有我,但是沒有王晶,只剩下一個周星馳。大家把周星馳捧得很高,他其實只是包裝得更好的王晶。《功夫》一片出奇地暴力,出奇地泯滅人性,但卻出奇地賣座,只因觀眾喜歡。

明日使命:導演的責任?

這樣拍電影是對是錯不重要,市場裡自有影評人抗衡,他們會點出當中的問題。難道每個導演都要說教、電影要有內容?與其去談導演的使命,倒不如說說個人在社會上的道德責任,這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不同的人會選擇做不同的事令自己開心,只要不偒害別人,也就無傷大雅。

使命感強烈的人認為社會比個人重要;也有藝術家認為個人重於社會,於是創作一些別人不明白的好作品。他們對社會有什麼影響?可能只是藝術成就上影響過某些人,但被他影響的人雖然造詣不及他高深,卻可以將藝術化為一些大家都懂得的東西。我和王晶都是這種人,將一些高深的東西變成顯淺的,再將變為觀眾明白的東西。

《A1 頭條》裡,我只不過將自己看過的傳媒理論,以及和學者就傳媒角色、與社會的關係等討論,進化成一個普通的、看得見的故事,希望觀眾明白。當然《A1 頭條》也有不足之處,娛樂性可以再加強一些。觀眾走進戲院不是上課,他們只想找一個半小時的娛樂。我其實很狡滑,用了這段時間來教導他們。但我並不認為自己的使命感強烈,我只是覺得自己和社會的關係本應如此,我不這樣做會混身不自在。我這樣做是因為我開心,一定程度上我是自私的。

退後一點看,我們不應只懂對別人有要求。「你係報紙佬黎架!有番D道德責任喎!」「我份報紙唔賣得,我屋企個責任邊個負呀!」《A1 頭條》裡的編輯也要承受壓力。有人罵現在的報紙亂作故事,我會問:你買哪一份報紙的?還不是那一份!你說它教壞兒子,卻又要買來看。我常用一個比喻,這是買《Playboy》又要求《Playboy》不咸濕。低俗沒有不妥,只要還有別的來平衡便沒有問題。

世上本來有好人也有壞人,壞人不能統治一切,也不會永久長存,而歷史上好人也不曾消失。沒有毁滅,只有轉化,我們看見的東西和現象都是過程而已,沒有甚麼好怕。我從前也像很多青少年般想打垮壞人,慢慢才發現壞人原來愈來愈難辨認。很多所謂好人原來是壞人,有些壞人也會做好事。年青時我會憤怒一點,但我愈是瞭解這個世界,愈覺得我們需要多些和諧、多些包容。對於世界,不必憤怒,退後一步會看得清晰些。到目前為止,我的電影大部份都是朝著這個方向走的。

(原載《電影雙周刊》第680期,頁40-42,2005年5月5日至18日。)
(完整版載於《電影花火》,頁22-30,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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