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條大磡村：從陳果《香港有個荷李活》透析城市轉變
文／蕭 恒
城市新陳代謝中的大磡村
陳果新作、今屆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香港有個荷李活》的故事發生在大磡村，那是一個在香港消失了的地方。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舊的陸續消失，新的不斷湧現。然而新舊交替之間，二者總會同時存在，呈現出兩種城市面貌的並置 (juxtaposition)。龍翔道的一面是荷李活廣場和上蓋的星河明居，商場豪宅一切都經過精心設計，顯得有條不紊，而且透著貴氣；馬路另一邊的大磡村，屋宇鱗次櫛比，雜亂無章，與咫尺之遙的荷李活廣場形成強列對比。這種並置正是經常出現在《香港有個荷李活》的鏡頭，提醒我們儘管城市的轉變是單方向的 (美其名曰「進步」) ，城市空間本身總不是單元、劃一的。城市新陳代謝中，新舊並存使它成為一個混雜空間。
面對消失在城市轉變中的事物，有人緬懷過去，尋找昔日的美好回憶，也有人嚮往將來，欣賞各項建設所反映的進步。更多人是二者兼而有之，正如面對當年九龍城寨的消失，我們既會在清拆前趕去在最後關頭透過攝影留住城寨面貌，拆掉以後又會享受新建的城寨公園給我們的休憩設施。舞台劇《城寨風情》正好揉合了兩種態度，而且把讚揚昔日純樸和諧與歌頌今日進步革新都與香港人勤勞靈活的成功神話拉上關係，把九龍城寨的變遷放回香港偉大故事的脈絡之中。觀眾固然皆大歡喜，但是呈現出來的卻是美化了的城市空間，並不真實。
「大磡村將行湮沒，但又充滿活力。」
《香港有個荷李活》採取了一種截然不同態度，以平常心來面對將行消失大磡村。電影劇情雖然跡近荒謬，但反而能呈現出轉變中的城市。陳果在訪問中說：「大磡村將行湮沒，但又充滿活力。」(見《香港電影面面觀2001-2002》) 電影中的大磡村雖然面臨清拆，但絕不是一個頹廢衰落的地方。村中各人仍然積極生活：賣燒豬的朱老闆仍然尋求為母豬配種，期望生下十來廿隻乳豬；姑爺仔黃志強仍然擴展他的黃色事業，希望多些人嫖他旗下唯一的妓女；還有，各人仍然設法滿足自己情慾上的需求。
在努力過程中，他們都嘗試借助科技達到目標。黃志強把他的色情業務上網，以「資訊科技」協助推動業務，最後互聯網更把黃志強與紅紅 (又名東東/芳芳) 拉在一起。朱老闆曾憧憬呂醫生的所謂「科技」可以使他發財，但為母豬注射胚胎卻使肥豬出走，越過龍翔道走進新建設的區域去。先進科技不一定出現在新建設的豪宅內，可以在將行清拆的鐵皮屋裡。舊的也不是沉寂死靜，而是與新的不斷產生互動，使城市活力充沛。呂醫生那種用母豬子宮培育人類胚胎的無稽「科技」，又或把斷臂駁回的「醫術」，又揭示舊的未必無用，新的未必真實。我們不禁要問：當政府、商人等打著進步的旗號去大興土木時，城市發展的「進步」到底又有多真實呢？
時空錯置產生的怪異感
呂醫生「科技」的可笑在於把母豬當人辦。這套電影的黑色幽默，也來自一個又一個的錯配：朱老闆把對待人的行為配在母豬上、母豬配在星河明居的環境中、曾灶財在電箱的書法配在豬身……最突出莫如黃志強的右臂配上一隻左手。錯配使電影變得荒謬可笑，一切事情似真還假，熟悉的事物似是而非，正好呼應城市轉變所帶來的錯置 (displacement)。城市轉變快得無法適應時，我們便會覺得城市裡的事物彷彿被錯置時空，並不屬於這個城市。熟悉城市空間也因而變得陌生，帶來弗洛依德 (Freud) 所謂的詭異 (uncanny) 感覺。錯置的事物，就如紅紅在戲中化作紅衣女鬼，透著譎詭神秘。
當城市變得詭異，我們也就會迷失於城市之中。戲中大磡村的橫巷九曲十三彎，固然像一個迷宮；但是對面的星河明居也不見有多易認，每個外觀一模一樣的單位使人難以確定自己的位置，阿細與東東要互相揮舞紅布才可以找出對方的確切位置。電影中人名也可以暗喻城市裡迷失的身份，紅紅/東東/芳芳的真名始終是個謎，就像大磡村裡的小巷通向何方是一個謎，只有當局者才知道；無數的「黃志強」也就像星河明居那些大量生產的住宅單位，不知從何找起。本來用以辨識身份的名字竟然變成帶來身份迷失的符號，不是詭異是甚麼？
我們會嘗試剷除時空錯置來使這種不安的詭異消失，殊不知錯置的源頭未必如我們所料。黃志強以為把錯駁右臂的左手砍掉，便可撥亂反正，但是失掉的右手固然尋不回，電影末尾出現有兩隻右手的人更顯示錯置帶來的詭異始終陰魂不散。香港人覺得大磡村與現代大都會的形像不配合，拆掉便能把時空錯置消弭於無形。但是大磡村清拆後，城市的詭異感卻依然猶在，因為錯置時空的不是大磡村，而是我們。
(原載《影評人季刊》第十八期，頁8，2002年。）